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者070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时修复了一座楼台,苏辙为它取名为“超然”。作者由此写了这篇文章。全文说理叙事,写景状物,烘托出洒脱、淡远的心境,但也透露出消极避世,渴望钻到老庄哲学中寻求心灵安宁的思想。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超然物外的方法又何尝不是一种好的方法呢?它能使人心情愉悦,释放自己,而不受外界的影响。有时人有太多的欲望,可是当你的欲望不能实现的时候,就会陷入一种十分苦闷的地步。这时学一学苏轼,让自己置于山水之中,感受一下山水的灵性与闲适,这样心情就会豁然开朗,那又何必沉浸于功名利禄中自寻烦恼呢?追求一种旷达乐观的情怀,才是最大的收获。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者;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也。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3,而不能回宪宗之惑4;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5。”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熏蒿凄怆6,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元丰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辞曰: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7。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8。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影不能望9。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于餐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所而道济天下之溺:指韩愈提倡儒家正道,把天下人从佛、道的毒害中拯救出来。也 伪:人为的事物,和自然的相对。3 能开衡山之云:韩愈经过衡山时,正遇秋雨,他潜心默祷一番之后,天就放晴了。4 而不能回宪宗之惑:指韩愈谏迎佛骨,唐宪宗不听一事。5 “君子学道则爱人”二句:表现了孔子提倡礼乐教化的政治目的。6 熏蒿凄怆:祭祀时引起凄怆的感情。7 秕糠:比喻异端邪说。8 草木衣被昭回光:整句意思是说韩愈的道德文章辉映一代,如同日月光照大地,泽及草木一样。9 灭没倒影不能望:形容张籍、皇甫湜像倒影一样容易灭没,不能仰望韩愈日月般的光辉。
一个普通人能够成为百世师表,说一句话就成为天下人的准则,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品格可以与天地化育万物相等同、与国家命运的盛衰相关联。他们的降生是有来历的,他们的死亡也有所作为。所以申伯、吕侯出生是山神降世,传说傅说死后成为天上的星星。这些古今传诵的事不可不信。
孟子说:“我善于修养我的浩然正气。”这种气,寄托在平常的事物之中,而充塞于整个天地之间。突然遇到了它,那么王侯公卿显不出他们的尊贵,晋、楚这样的国家也显不出他们的富强,张良、陈平会失去他们的智谋,孟贲、夏育也会丧失他们的勇敢,张仪、苏秦也会失去他们的辩才。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这样呢?这一定有一种不凭借形体而自立,不依仗外力而自行,不依赖生命而存在,不随着死亡而消逝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天上就化为星辰日月,在地上就成为山岳河川,在阴间化为鬼神,在人世又变成人,这些都是很平常的道理,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自东汉以来,儒道衰颓,文风败坏,各种异端邪说相继兴起,虽然经过唐代贞观、开元的盛世,又加上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的辅佐,仍然不能挽救过来,只有韩文公从庶民百姓中崛起,谈笑着指挥古文运动,天下人纷纷跟随着他,使思想和文风回到正路上来。这到今天,大约有三百年了。韩文公的文章挽回了衰败八代的文风,他提倡的学说把天下人从沉沦中拯救出来。他的忠心触怒了君主,他的智勇战胜了三军主帅。这难道不是与天地相并立,与国家盛衰相关联,浩然独存的正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