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大抵包括“长行”即散文和偈颂即诗歌两种体裁。诗僧的诗，有时即以“偈”名。例如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李后主亡国偈》曰：“宋太祖将问罪江南，李后主用谋臣计，欲拒王师。法眼禅师观牡丹于大内，因作偈讽之曰：‘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夜白，花似去年红。艳曳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后主不省。王师旋渡江。”这是一首完美的诗，《唐诗纪事》卷七六即记作《看牡丹》诗。按此僧法名文益，谥大法眼禅师，《唐诗纪事》即以僧文益之名著录。《全唐诗》卷八二五归为谦光之作，题为《赏牡丹应教》，当是依据《五代史补》卷五中的记载。

不过那些诗偈混称的一般作品可没有这么文采斐然。王梵志和寒山、拾得等人的作品，追求语言通俗自然，可称口语化的哲理诗。拾得曰：“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者须子细。”可见这些僧徒认为二者之间是不必有所区分的。

再以佛教史上禅宗六祖传法偈为例，续作探讨。神秀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到底算不算诗，向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牵涉一个如何确定诗的界限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自古以来聚讼纷纭，难以做出结论。御定《全唐诗》凡例之一曰：“《唐音统签》有道家章咒、释氏偈颂二十八卷，（季振宜）《全唐诗》所无，本非歌诗之流，删。”《全唐诗》中不收神秀、慧能的偈，大约就是根据上述原则拒收的了。但这却也难以说服他人。要说这两首偈平仄不协吧，这和寒山、拾得的诗可没有什么不同；如以诗的韵味为准而推斥，那和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之一（半亩方塘一鉴开）相比，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不是也饶有理趣，而非枯燥的说教文字吗？文人有即兴、口号之作，那和尚又为什么不能随机作偈呢？看来对待这一问题，也不能过于绝对，应将唐代僧人某些颇有文采饶有理趣的偈语视作诗歌。

这类偈语大量保存在禅宗的语录中。

在唐代佛教的各宗派中，禅宗的势力最大，信奉的人最多。这一宗派不重学习经典，而是通过各种启示的办法，诱导他人明心见性，立地成佛。运用偈语进行启导，是禅僧常用的手段之一。

有关禅宗的文献，也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类。五代时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师于南唐保大十年（952）合撰的《祖堂集》二十卷，为叙禅宗的谱系之作。此书在国内长期失传，近年才由南韩、日本影印辗转传回。书中记载了很多禅师的事迹，也保留了很多偈语。

但保留偈语最多的，还要推宋代的五大灯录（释道原《景德传灯录》、李遵勖《天圣传灯录》、释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释悟明《联灯会要》、正受《嘉泰普灯录》）为重要。五书各三十卷，共一百五十卷。其后宋释普济删繁就简，将五书合为《五灯会元》一书，共二十卷。如想了解禅宗的诗偈，可到这些书中寻找。

《道藏》是模仿《佛藏》而建立的，里面也有得道者的传记，如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五十三卷、续编五卷、后集六卷，篇幅很大，录入的人数很多，也有不少唐代的人物，只是与唐诗有关者很少，参考价值不大。

但唐代诗人和道教密切相关的却又很多。最著名的，自然是李白了。《旧唐书·李白传》中说是“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这一记载今人有致疑者。再看《道藏》的《太元部》中，却录有署名吴筠的《南统大君九章经序》，内云“予于开元中著《玄纲论》及《养形论》行于世，诏授江州刺史，辞而不受，晦迹隐于骊山，养胎息。至元和中，游淮西，遇王师讨蔡贼吴元济，避乱东之于岳，遇李谪仙，以斯术授予”。末署“唐元和戊戌吴筠序”。不难看出，这是根据吴筠与李白的密切关系而伪造的夸说。要说开元、天宝时期的人又在元和之时聚首，真是一派胡言。用道教的典籍考史，得加倍小心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