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史上，唐明宗李嗣源的“粗为小康”非常著名，但他的女婿石敬瑭在统治的七年间，其实也完全可以称为“粗为小康”。

石敬瑭大驾刚进洛阳时，就下诏减轻百姓的盐务负担。石敬瑭规定北京（今太原）百姓可以向官府以粮食折算盐税，同时降低了之前朝廷“每斗须令人户折纳白米一斗五升”的规定，这个价格对百姓来说太高，石敬瑭“极知百姓艰苦”，规定以后再让百姓以粮易盐时，必须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而不是搞一刀切。同时洛阳百姓可以不用粮食折算盐税，而是用钱折算，方便了百姓。

唐末五代，盐税向来是朝廷税收的大头，石敬瑭之前，五花八门的朝廷对百姓极尽榨盐之利，更兼山西是产盐重地，百姓负担非常重。石敬瑭为了满足契丹干爹的贪欲，他比谁都需要钱，但相比于钱，他现在更注重的是民心。百姓的盐税负担，在石敬瑭期间是非常轻的，百姓摆脱了盐老虎的压榨，生活水平自然也就上去了。

石敬瑭并非作秀，一直到他驾崩，也没有改变这个政策，作秀一辈子，也就不是作秀了。七年时间，可以想见百姓省了多少钱。而正因为石敬瑭轻盐税，导致朝廷税收骤减，石敬瑭的侄子上台，全面改变叔父的轻盐政策，又重新放纵盐老虎压榨百姓，最终天崩地裂，不可收拾。

除了在盐税上让利百姓，石敬瑭还做了一条特别规定：“天福元年以前，诸道州府应系残欠租税，并特除免。”也就是说，石敬瑭不承认李从珂政权对百姓征收的税收，包括酒曲钱，一并废止。更让人感动的是，石敬瑭从北京来洛阳的路上，发现郑州附近农田遭到了蝗虫啃食，立刻派人前去察看，根据实际受损的情况减轻农民的租税。在天福二年五月，石敬瑭听说洛阳、邺都附近闹起了旱灾，二话不说，下诏两地税务机构减少征收五分之一的税收总额。

抛开石敬瑭和耶律德光之间乱七八糟的关系，只从百姓利益的角度来看，石敬瑭无疑是一个好皇帝。石敬瑭曾经针对定州干旱下过一道诏书，在诏书中，石敬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百姓的态度：“朕自临寰宇，每念生民，务切抚绥，期于富庶，属干戈之未戢，虑徭役之或烦。惟彼中山（定州），偶经夏旱，因兹疾苦，遽至流移，达我听闻，深怀悯恻。”照例，石敬瑭免除了定州百姓的夏秋两税。天福四年（939年）十二月，中原突降大雪，连下五旬，给百姓造成了严重灾难。很多军士贫民饥寒交错，石敬瑭给他们发放薪炭米粟，此举虽属小恩小惠，但至少石敬瑭还能记得百姓穷苦，心里始终没有忘记百姓。

石敬瑭对百姓的爱护，从一次他与大臣的对话可以体现出来。《旧五代史·晋高祖纪二》记载：天福二年（937年）四月，石敬瑭巡幸郑州，在接见郑州防御史白景友的时候，白景友献出一批牛羊和器皿。石敬瑭并没有立刻接受，而是问白景友：“这些东西不是抢百姓的吧？”白景友非常硬气地回答：“臣畏陛下法，皆办于已俸。”石敬瑭听说白景友用的是自己工资钱，便欣然收下。

一个“臣畏陛下法”，说明石敬瑭非常严格地执行爱惜民力的政策，任何官员都不允许有丝毫违禁，否则石敬瑭是饶不了他们的。如果石敬瑭纵容大员抢掠百姓，白景友是会毫不手软地搜刮民财的。

石敬瑭的汉奸帽子戴了一千多年，但实际上，石敬瑭的治国能力在五代十国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李从珂为了对抗石敬瑭，疯狂地在农村拉壮丁，导致青壮劳力“结集为盗，藏隐山谷”。石敬瑭为了恢复立国之本的农业生产，专门派人到山谷里“逐处晓谕招携，各令复（旧）业”。不过这些青壮年很多都是犯过案子的，他们担心官府会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石敬瑭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又告诉这些人：“（天福二年）四月五日（下诏日）以前为非者，一切不问。”新政府不会追究他们在旧政府统治期内犯的罪。不过石敬瑭同时又警惕地看到，有些人可能尝到了打劫的甜头，未必愿意回乡务农。石敬瑭警告他们：“如两月内不归业者，复罪如初。”给这些土匪两个月的考虑期，逾期不回家务农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石敬瑭高超的政治手腕可见一斑。

如果用现在的经济光谱来划分，石敬瑭是典型的市场派，他反对过于集中的经济模式，为了搂钱不顾一切，而是主张藏富于民。陈州百姓王武在自家地里突然挖出了一大堆黄金，可还没等王武数清黄金数量，绿头苍蝇一般的当地官府立刻上门，指责王武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立刻将黄金没收，转手就送给了石皇帝，以邀圣宠。石敬瑭手头非常缺钱，但他却反对这种从百姓手中抢钱的做法，他告诉那些摇头摆尾的大臣：“这些东西本就不是官家的，谁挖出来的自然应该归谁所有。”石敬瑭把黄金还给了王武。石敬瑭拒绝与民争利，而宋朝则对百姓举起了经济屠刀。南宋初，广州州学教授林勋曾经指责宋朝的财税制度：“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朱熹也曾经炮轰过“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相对于宋朝对民间几乎掠夺式的财税政策，石敬瑭已经做得足够优秀，至少石敬瑭心中还怀着一颗爱民之心。

石敬瑭是武人出身，但他喜欢读书，经常在兵事之余，和自己的幕僚大臣开小型座谈会，谈论民间疾苦以及官方相关政策推出后的利弊得失。纵观石敬瑭的七年执政，他所奉行的经济路线，和西汉初年的黄老无为而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黄老无为之治，是遵循先圣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思想，提倡与民生息，不搞经济刺激。其核心的精神内在，其实就三个字——不折腾。而后晋上承后唐乱政兵事之余，百姓疲敝，经济凋零，石敬瑭要恢复中原的经济实力，只有“不折腾”这一条路可走。七年时间，证明了石敬瑭的“不折腾”路线是正确的，效果非常显著。《旧五代史》的史官们也称赞石敬瑭“旰食宵衣，礼贤从谏，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为衣，以麻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终”。

有一条史料并不太引人注目。《旧五代史·晋少帝纪一》记载，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即位后，立刻犒赏将士，按级别，每个军人都领到五贯到一百贯不等的赏钱。石重贵哪来的钱赏赐军人？自然都是石敬瑭七年间发展经济的成果。要知道，李从珂称帝后，他允诺给弟兄们发钱，可功劳最大的杨思权才领到七十贯钱，他的本部人马才领到二十贯……

在结束石敬瑭的话题之前，再提及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天福三年（938年）十月，石敬瑭决定放弃当时的国都洛阳，迁都汴州，并升汴州为东京开封府。

迁都开封的理由，史料记载得非常清楚，石敬瑭考虑洛阳远离东部的漕运交通线，劳动百姓车推肩挑运输粮草，同时也不利于朝廷对关东（虎牢关以东）地区的统治。而汴州是漕运重镇，“舟车所会，便于漕运。……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

汴州早在朱温时就已经升格为东京开封府，但朱温本人主要还是生活在洛阳。虽然朱友贞定都开封，但又被李存勖消灭，李存勖主张恢复一切唐朝旧制，又把国都定在洛阳。石敬瑭在法统上不是李唐后裔，所以他没有李唐那样的历史负担。不过在石敬瑭迁都汴梁时，因为被冷落了十几年，汴梁城早已衰败不堪。是石敬瑭的一道命令，又让奄奄一息的汴梁城重新恢复了曾经的妖娆多姿。而极尽繁华的大宋东京汴梁城，那一座座具有现代娱乐功能的瓦肆勾栏，那一幅横绝千古的《清明上河图》，其发端者，其实就是石敬瑭。

不过说来吊诡的是，石敬瑭虽然把国都定在了东京汴梁，但其人生的谢幕地却是在东京汴梁以北四百余地的北京邺都。石敬瑭之所以不辞劳苦去邺都，是因为桀骜不驯的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意欲谋反，石敬瑭必须亲征。天福六年（941年）八月，石敬瑭抵达邺都，布置对安重荣的围剿。安重荣虽然是个大嗓门，还喜欢作秀，但从军事能力上看，他连给石敬瑭提鞋的资格都没有。当年十二月初二，安重荣反。十二月初七，石敬瑭派妹夫、天平军节度使杜重威为主帅，讨伐安重荣。十二月十三日，叛军在宗城被杜重威率领的官军击溃，斩首一万五千。牛皮吹破的安重荣狼狈逃回镇州死守，但也只勉强撑过了天福七年的春节，就被杜重荣破城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