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治军事。故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五官：古代分别掌管五种事情的官职。

度量：即度量衡。

廛（chán）：古代民居。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等级的时候，人民纷乱不得治理。所以圣人划分贵贱，设立爵位，建立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由于国土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所以分设五官来管理。人口众多就会产生奸邪之事，所以创立法度、度量衡来限制奸邪产生。所以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五官的职守、法律的限制，行事不能不慎重。处在君位而命令行不通，那就危险了；五官有职守却没有一定之规，那就乱套了；法度已经建立，而私惠风行，那么人民就不惧怕刑罚了。国君有尊严，法令才能行得通；官吏清明，政事才有一定之规；法度分明，人民才惧怕刑罚。法度不明，而要求人民服从法令，那是不可能的。民众不服从法令，而要国君有尊严，即使以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能做到。明君治理天下，遵照法度来处理政事，按照功劳行赏。凡是人民奋勇作战不畏死亡的，不过是为了求得爵禄。明君治理国家，战士有斩得敌人首级、抓获俘虏的功劳，一定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养活家人。农民不离开居所，足够奉养双亲，供给军队所需粮草。因此，士兵才肯殊死战斗，农民才不惰怠。

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故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臣闻：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尊向三者，无功而皆可以得，民去农战而为之。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请之，或以勇争之。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释法制而任名誉也。

四旁：指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瞋目：瞪大眼睛。扼腕：自己以一手握另一手腕，均形容愤怒，气势汹汹的样子。

垂衣裳：垂着两手，无所事事的样子。

向：从前，此指以上。

当今的国君却不是这样，他们抛开法度而任人以智慧，不注重功劳而任人以声誉。所以将士不肯作战而农民迁徙。我听说：疏导百姓的关键在于国君的倡导。农民，可以让他们务农作战，可以让他们游走求官，可以让他们致力做学问，全取决于国君行赏重在哪里。国君按战功行赏，人民就奋勇作战；国君按人民所读《诗》、《书》的水平赐予爵禄，人民就致力做学问。人民对利益的追逐，好比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东西南北方向的选择的。人民可以获利而乐于做的事，就是君主的赏赐。气势汹汹好尚勇武的人得到奖赏，游手好闲高谈阔论的人得到奖赏，攀附效力于权贵的人得到奖赏。尊崇以上三种人，他们没有功劳而得到奖赏，那么，人民就要放弃农战而做这些事了。有的人用空谈去求得奖赏，有的人依附权贵而获得奖赏，有的人用悍勇去争得奖赏。所以从事农战的人民日益减少，而游荡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那样，国家就会混乱，国土会被割削，军队弱而国君地位卑微。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国君抛开法度而任用虚名。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中（zhòng）：符合。

辩：言辞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