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治军事。故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五官：古代分别掌管五种事情的官职。

度量：即度量衡。

廛（chán）：古代民居。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等级的时候，人民纷乱不得治理。所以圣人划分贵贱，设立爵位，建立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由于国土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所以分设五官来管理。人口众多就会产生奸邪之事，所以创立法度、度量衡来限制奸邪产生。所以有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五官的职守、法律的限制，行事不能不慎重。处在君位而命令行不通，那就危险了；五官有职守却没有一定之规，那就乱套了；法度已经建立，而私惠风行，那么人民就不惧怕刑罚了。国君有尊严，法令才能行得通；官吏清明，政事才有一定之规；法度分明，人民才惧怕刑罚。法度不明，而要求人民服从法令，那是不可能的。民众不服从法令，而要国君有尊严，即使以尧舜那样的智慧，也不能做到。明君治理天下，遵照法度来处理政事，按照功劳行赏。凡是人民奋勇作战不畏死亡的，不过是为了求得爵禄。明君治理国家，战士有斩得敌人首级、抓获俘虏的功劳，一定让他的爵位足以荣耀，俸禄足够养活家人。农民不离开居所，足够奉养双亲，供给军队所需粮草。因此，士兵才肯殊死战斗，农民才不惰怠。

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故军士不战而农民流徙。臣闻：道民之门在上所先。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民徒可以得利而为之者，上与之也。瞋目扼腕而语勇者得，垂衣裳而谈说者得，迟日旷久积劳私门者得。尊向三者，无功而皆可以得，民去农战而为之。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请之，或以勇争之。故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释法制而任名誉也。

四旁：指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瞋目：瞪大眼睛。扼腕：自己以一手握另一手腕，均形容愤怒，气势汹汹的样子。

垂衣裳：垂着两手，无所事事的样子。

向：从前，此指以上。

当今的国君却不是这样，他们抛开法度而任人以智慧，不注重功劳而任人以声誉。所以将士不肯作战而农民迁徙。我听说：疏导百姓的关键在于国君的倡导。农民，可以让他们务农作战，可以让他们游走求官，可以让他们致力做学问，全取决于国君行赏重在哪里。国君按战功行赏，人民就奋勇作战；国君按人民所读《诗》、《书》的水平赐予爵禄，人民就致力做学问。人民对利益的追逐，好比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东西南北方向的选择的。人民可以获利而乐于做的事，就是君主的赏赐。气势汹汹好尚勇武的人得到奖赏，游手好闲高谈阔论的人得到奖赏，攀附效力于权贵的人得到奖赏。尊崇以上三种人，他们没有功劳而得到奖赏，那么，人民就要放弃农战而做这些事了。有的人用空谈去求得奖赏，有的人依附权贵而获得奖赏，有的人用悍勇去争得奖赏。所以从事农战的人民日益减少，而游荡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那样，国家就会混乱，国土会被割削，军队弱而国君地位卑微。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国君抛开法度而任用虚名。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中（zhòng）：符合。

辩：言辞动听。